图二 赵孟頫《山上帖》（局部）
三行书写的格式是：敬词在右，受信人姓名在左，赵孟頫骑缝署款在中部下方。封皮本是一纸，打开后赵孟頫署名也会散开，为拼合骑缝书，必须将之裁剪为两条，有时裁剪后会遗失其中一条，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致季统山长书》、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致晋仰提领契兄》、刻于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第十札的《致次山总管书》，皆仅存三行封缄书之左半；刻于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第十三札的《致八弟提举书》为第一种单行书写方式，也仅存封缄之左半。
封缄书上除寄、收人信息外，有时还会有其他的内容，有的是写给送信人看的收件人地址，清潘仕成辑刻《海山仙馆藏真》，第八卷刻有赵孟頫《致吉甫教授书》，在封缄旁注明“嵊县问王鹤峰教授宅投”；有的是写给收件人的，封缄以后突然想起内容遗漏，如不是需要保密的内容，就会补写在外封上，如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第三札《致次山总管书》，封缄旁补写“皮帽一枚同往”；有的是同时公开给送信人、收信人知晓的，如故宫博物院藏《致达观长老禅师帖》，封缄旁书“来人钞一两”。
封缄书通常裱于信札之首，也有部分裱于信札之末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致季统山长书》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《赵孟頫一门尺牍》中的赵孟頫《致中峰明本书》《致季博提举书》、赵雍《致彦清都司书》，藏地不详的致中峰明本《祖父之荫帖》《承教帖》《揭夏帖》，刻于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第三札的《与次山总管书》等，封缄书皆裱在文末。
赵孟頫的信札被刻入法帖之时，纸本墨迹上这类另裱的封缄痕迹，在刻帖中不可见，尤其是当刻帖连续刻入多段信札时，封缄书会被误判其位置，所以掌握赵孟頫在封缄上的书写方式，对区分封缄书的前后归属有重要意义。
清皇家御刻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，连续刻入赵孟頫信札二十七通，原纸本墨迹上清晰可见的纸框边界在刻帖上已经泯灭，大多数连刻两札之间也无明显分隔，再当前后同是一个受信人时，就要正确判断封缄在其中的归属。如《与子阳总管书》两札连刻，第一札封缄书首行“记事奉复”、第二札前三行封缄书“记事再拜。子阳总管友爱阁下。赵孟頫谨封”，皆不可误认为是上札之末。
元顾信刻《乐善堂帖》，连续刻入赵孟頫手札四件，受信者俱为顾信本人，封缄书出现了两处，也要区分判断其归属。因为顾信从收信到刻石，信札并未流散，所以他对各札的装裱与镌刻会存在一致性。此四札分别为《南还帖》《驰想帖》《吴中帖》《得书帖》，两处封缄书分别位于《驰想帖》《吴中帖》之间、《得书帖》之末，按《得书帖》将封缄书刻于帖末，此即顾信的装裱及镌刻习惯，可知另一处封缄书属于《驰想帖》。
封缄书边缘痕迹的泯灭是刻帖的一个弱点，另外如果法帖刻石的高度低于尺牍的高度，一行刻不完的部分就会换行，如赵孟頫《致中峰明本十一札》，尺牍高度多在三十一厘米左右，而《三希堂法帖》帖石高度约三十厘米，文本部分高度二十二厘米左右，原本是书于一行的封缄必然要被改刻为两行，从而破坏了章法，这些都是刻帖不可避免的缺憾之处，然而刻帖也保存了一些纸本墨迹上未曾见到的资料。
《海山仙馆藏真》第八卷刻赵孟頫尺牍八通，其中第七通《与仲时贤侄秀才》，在信札之末分别刻入了赵孟頫的两行各存左半和右半的署款，两行半书之间的距离相隔较远，中间为受信者姓名（图三）。前述第一种封缄方式，包裹纸上也是半书两行，装裱时将之拼合，此处无法拼合，当是另一种封缄方式：将一张信札正面向上，右端向下并向左方卷曲，卷毕在信札左端骑缝署款，即可将这种封缄方式复原（图四）。相比之下，第一种以包裹纸封缄的方法较为多见，这种直接在信札上封缄的方式较少，但也非孤例，刻于《三希堂法帖》的第二十一册的赵孟頫《与德俊茅才书》，反映的也是这种封缄方式。古人折叠信纸，字迹向外（负面信息如报丧、绝交书等字迹向里），用这种方式封缄，字迹虽向外且无封皮，但是信札正文全部被卷入内层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泄密问题。
图三 赵孟頫《与仲时贤侄秀才》（局部）
图四 封缄复原示意图
赵孟頫在信札封缄处的姓名上，有时并不钤印，如《致中峰明本十一札》封缄皆无印，有时会钤上印鉴，所见用印有三：“赵孟頫印”“赵子昂氏”“顿首再拜”。前两印习见，“顿首再拜”一印，见于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《与师孟外郎书》四札，共用印四次：一次钤于“寓济南赵孟頫谨封”姓名上（图五），另三次钤于“孟頫顿首”“孟頫再拜”姓名上。
图五 赵孟頫 “顿首再拜”印
“顿首再拜”一印，赵孟頫使用极少，仅见于《与师孟外郎书》，前至元二十九年至前至元三十一年，赵孟頫在济南任上，印鉴即用于此时。“顿首再拜”为成语印，这个内容在传世宋印中已发现多方，此印虽工整平匀，但布局刻板且流于程式化，显然并非赵孟頫自篆，而是出于官府工匠之手。赵孟頫前至元二十四年出仕，身在大都却颇失意；前至元二十九年出任济南，在新朝廷为官不久难免循规蹈矩，但文艺气息浓郁的赵孟頫不可能长期使用这种匠气十足的公务印章，所以这方印在赵孟頫离开济南时大概率没有携带走，以后也再未见使用过。
《海山仙馆藏真》第八卷所刻赵孟頫《与仲时贤侄秀才》，于“孟頫封”下，还有一个花押，复原后呈“”形。此花押属于赵孟頫无疑，因为这个花押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《书付三哥吾儿》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《书致二哥总管贤壻》（图六）、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二十一册《书付二哥吾儿》等处。赵孟頫的花押并不多见，此四处花押均是书付侄、儿、婿等晚辈，现可见赵孟頫花押全部出现在写给晚辈的信札上，可推知彼时信札上花押并不庄重，只能用于晚辈，不适用于平辈及上级。这个花押仅是个符号，与元人花押印姓下的符号类似，并无实质意义，有的书籍将此花押释为“且”字，误。
图六 赵孟頫花押
在元人中，以赵孟頫信札传世最多，样本数量充足，对这些信札进行分析，有助于了解元人书信的书写格式，从而避免一些误判、误释，而一些刻帖所保存的信札封缄史料，也能进一步加深对赵孟頫的研究。
原载《书法》杂志2024年第7期
来源｜书法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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